饶家驹的“仁者爱人”，已镌刻在历史中。姜玉春2013年摄于德国柏林

　　2014年的那个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苏智良如同站在历史的悲欣交集处。

　　白底黑字的文献告诉他，这是抗战时南市难民区残老院旧址所在的阜春街，他终于来到这里与历史相见；灰墙上大红“拆”字提醒他，这是即将被城市的日新月异湮没的阜春街，相见亦告别。

　　历史的在场与缺席，同时光顾了苏智良，光顾了上海那个寻常夏日。

　　那个夏日，距离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文献中第一次遇见那个名字，已经20多年。

　　一个陌生的名字

　　20多年前，苏智良在搜集“八·一三”淞沪抗战史料时，遇见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饶家驹。一位法国神父，1913年来到上海传教，抗战时设立南市难民保护区，救了很多中国人。

　　心里一动。但他急于查找手头研究课题的史料，未曾在与这个名字相关的历史上停留。

　　多年后，美国学者阮玛霞研究二战期间到上海避难的外国难民历史时，在文献中数度遇到饶家驹这个名字。

　　对人的好奇或者说研究的兴趣，吸引她深入历史，去打捞这位法国神父的中文名字背后的命运与风云。她辗转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在各国的卷帙浩繁间捕捉这个名字的闪烁。

　　当阮玛霞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上海时，一位学者给苏智良打来电话：有位美国学者来了解抗战时期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建立难民区的事，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你有没有兴趣和她聊聊？

　　那个曾让苏智良心里一动的名字，被唤醒了。素昧平生的中美两位学者，带着彼此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坐到了一起，谈论这个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历史人物。

　　2008年，阮玛霞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此书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巧的是，中文译者白华山是苏智良带的第一位研究生。

　　在书中，阮玛霞重现了饶家驹的东方传奇。但在书外，这个名字似乎仍被岁月的尘埃遮盖着。或许，依然如白华山在《译者的话》里所写的：长期以来，饶家驹的名字“既不为研究中国历史、战争暴行、救援组织和难民问题的学者所知，也不为研究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所知”……

　　饶家驹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67年后的纪念

　　2013年，德国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姜玉春，为推动一项关于饶家驹的纪念活动来到上海，“很多上海历史学家都不知道饶家驹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张化老师和苏智良教授，一提饶家驹就知道，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是在广为中国人所知的《拉贝日记》中，姜玉春得知了饶家驹其人其事，尽管在中译本里这个名字叫作“雅坎诺”。“当年拉贝的南京安全区是仿照上海模式而创建的，饶家驹本人也在上海参与了南京安全区的筹建，这些在《拉贝日记》中都有记载。”2013年，他赴德国柏林搜集关于饶家驹的史料，在当地历史学家克劳斯·佩格勒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找到了饶家驹1946年病逝柏林后的安息地。

　　隔着67年的光阴，伫立在饶家驹墓地前，这位跨洋而至的中国人感慨万千，一种“不该遗忘饶家驹”的使命感，让他产生了在柏林为饶家驹竖立纪念碑的念头。

　　为此事，姜玉春来到上海。

　　与之“一拍即合”的苏智良，做了两件事：一是请上海历史学会为将在柏林举办的饶家驹纪念碑落成仪式发去贺信。二是筹备2014年有关饶家驹历史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当年9月10日，饶家驹逝世纪念日，一个关于他的纪念仪式，走过长长的岁月，走过长长的路，在柏林圣湖公墓举行。秋雨绵绵，洒在中外纪念者身上，洒在饶家驹墓碑上“仁者爱人”四个汉字上。

　　那一轮半月

　　2014年夏，苏智良带领研究生王海鸥、胡皓磊、陈斌和李玉铭等，在上海追寻饶家驹“仁者爱人”的历史痕迹。

　　上师大宿舍里，一气呵成读完《饶家驹安全区》的王海鸥，激动且忐忑：自己年轻的脚步，还能否追赶上已被光阴推远的历史？

　　清晨6点多，她和师兄李玉铭一起出发了。坐公交946路，转926路，再步行5分钟，走到上海档案馆，两名青年学子走向他们无比期待又无法预测的饶家驹历史调查。

　　竟然有惊喜。在重复而枯燥的检索与阅读之后，他们找到了一本法文版小册子《上海法租界警务处关于南市难民区的材料》。两人不识法文，但有“笨”办法：轮流依葫芦画瓢地抄写，抄了整整一个星期。

　　法文版手抄本经由苏智良的学生、向明中学教师李君益翻译后，其所提供的史料为此项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

　　1937年11月9日，饶家驹“以他的博爱、坚韧、独创，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中国人称之为南市难民区，国际上则一律称其为饶家驹区。其位于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从地图上看，整个南市难民区如同一轮半月。

　　在抗战的烽火连天中，那轮半月张开臂膀，庇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安顿那些惊魂不定的心。

　　但70多年日新月异，今天的苏智良和他的学生们已很难重温当时月色。

　　由于多年的商业开发和市政动迁，南市难民区一些重要旧址如今已面目全非，另有部分旧址位置存有争议。

　　特别是当年饶家驹办公所在地，即难民区的中枢机构北区救火会旧址，今天究竟存在与否，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其“在早年的豫园商业区改造过程中已被拆除”，而民间则有北区救火会就在方浜中路的说法。

　　调查中，他们就此问题咨询有关专家，有的认同方浜中路说，有的又提出旧址在豫园……莫衷一是。

　　只好另辟蹊径，去问问沉默的文献资料。很幸运，苏智良找到了一份《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他们在这张1937年开始绘制的地图上，发现了北区救火会的地址。而当年的《申报》关于北区救火会也留有“在安仁街的一侧”的记录。地图与文字互为印证，答案水落石出。

　　今天的方浜中路235号、安仁街路口，北区救火会旧址所在地。早年居住在南市的少年苏智良，曾不知多少次到此。但那都只是漫不经心的路过。而这一回，历史学家苏智良重返这个熟悉的路口，多少有点心潮起伏。毕竟，这并非又一次的漫不经心路过，这已是寻寻觅觅后历史的洇渡。

　　眼前，曾经的建筑已被新的五层楼取代，汇集了多家食肆，热热闹闹弥散着生活的烟火味。

　　人来人往。

　　但没有人知道，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拯救历史记忆

　　总还会有一些人，知道这件事，甚至亲历过这件事。

　　苏智良迫不及待想找到他们：“我们要拯救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忆。当年的难民年纪最小的现在也80多岁了，再不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找起来，谈何容易？

　　70多年沧海桑田，人海茫茫，他们唯一可以尝试的路径，就是去当年南市难民区所在的老城厢碰碰运气。或许，有些难民此后一直生活于此，且仍在世。但城市改造的洪流，已席卷了老城厢的大部分，即使在尚未动迁的里弄中，大部分住户也都是解放后搬入的，他们的命运不曾与那段往事有过交集。

　　不容易，也得试试。

　　拿着学校开的证明，带上摄像机、笔记本等调查工具，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到难民区旧址相关的所有居委会一一拜访，询问是否有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再找老人们问问是否知道此事。

　　“没听说过呀！”“有这个事吗？”听闻他们的来意，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反应大抵如此。

　　广福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引着他们在辖区里弄兜了一大圈，问了五六位年逾八旬的老者，都说不知道。

　　接连这样走访几个居委会，也都无果。

　　盛夏骄阳下，年轻的调查者们走在迂回的弄堂间，一路心情跌宕——抱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出。王海鸥说当时他们“几乎要绝望了。但既然来了，就再多跑几家”。

　　那就再多跑几家。古城居委会是其中之一。听说他们的来意后，有人指着办公室里一位妇女说，“她婆婆100岁了。”

　　当即，那位妇女给自己的婆婆余阿姣打了电话，问知不知道南市难民区。电话那端的回答是，知道。

　　居住在安仁街的余阿姣，已100岁高龄，住在父亲留给她的老宅里。她思路还清晰，用带着宁波口音的上海话给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知道”：1937年，我就住在这里，这里被铁门和铁丝网封锁起来了。日本兵进来后，不让我们从前门进出，还不让开灯，水井也被他们占据了……

　　如此这般大海捞针，调查者又找到了第二位亲历者，家住南王医马弄86岁的王晓梅。王晓梅没有见过饶家驹，但“有一个神父，一直做好事，帮助中国人”的印象却铭记至今。

　　上海拉贝

　　尘埃，被缕缕拨开。

　　历史，为今天的研究者展露不轻易示人的深沉模样。

　　研究者觉得，有责任要把历史的深沉力量和那个理应被记住的名字，传递给公众。

　　2014年11月，由上海市历史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中法友好年项目”之一在上海举办。阮玛霞从美国来了，还有许多学者从法国、德国来了；姜玉春自北京来参加研讨会，还有许多上海本地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这位在抗战中救助难民的法国神父，堪称“上海拉贝”、“中国辛德勒”。

　　研讨会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资料馆制作的《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　历史纪录片，作为难民代表出席研讨会的王晓梅老人，看完激动不已，为专家们讲述起自己在难民区的往事。黑白影像与亲历者的讲述，重现了那段非凡的历史，让今天的人们动容。

　　80岁的刘复田老人在新闻里看到研讨会消息后，径直赶到研讨会现场，他要倾述自己的记忆：“饶神父在南市救济难民，对我而言是记忆犹新，幼时的我非常敬佩饶神父。”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饶家驹当年付出慈悲、作出壮举的城市，举办关于他的纪念活动。

　　沉寂那么久之后，这位书写传奇的法国神父，终于以“上海拉贝”之名，重返这座城市，重获人们的敬意。

　　其实，正如苏智良所持观点：饶家驹是拉贝的师傅。他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日内瓦条约》修订，这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

　　姜玉春也别有一番感受：当年饶家驹的知名度要比拉贝高，是他帮助拉贝筹建南京安全区的。现在则是拉贝的知名度要比饶家驹高，起码2013年我为饶家驹柏林纪念仪式而奔波时，是以拉贝的口碑来为他做宣传的。当年饶家驹帮助了拉贝，而今天拉贝帮助了饶家驹。

　　德国总领事和法国副总领事在研讨会上共同致辞，这让与会者觉得，“这再次证实了饶家驹历史的广泛国际性，以及历史与现实意义。”而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汤重南的解读则更为直接：从饶家驹、拉贝等国际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见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主办方发出了2015年在上海豫园—城隍庙一带建立饶家驹及难民区纪念设施的倡议书，被一致通过。

　　历史归来。

　　今天的人们正努力给历史一个恰当的回应，让蕴藉其间的伟大情怀和深沉力量，延绵向前。目前，饶家驹及难民区纪念设施正在筹备中，即将对世人开放。

　　而苏智良更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把饶家驹南市难民区与犹太难民收容区打包申遗。“一个是外国人救助了我们中国人，一个是中国人救助了犹太人，这都是发生在上海的传奇。它们互为应和，相得益彰，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人道主义光芒和伟大精神，理应成为值得我们珍视与传承的文化遗产。”

　　言至此，苏智良深深停顿了一下。

　　他或许觉得，其实，2014的那个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自己如同站在历史与未来的相逢处。（记者 黄玮）

　　看到历史的一个动人侧面

　　解放周一：历史研究题材如此丰富多彩，已被历史遗忘的饶家驹为何偏偏打动了您，吸引您不断深入历史去追寻他的足迹？

　　苏智良：历史是人创造的，正是风采独具的各种人物，构成了丰富多样的人类历史。饶家驹最吸引我的，是他悲天悯人的奉献精神，超越国家、种族与宗教的大爱。他凭借着智慧、坚韧与技巧，促成了难民区的建立。此后，饶家驹等创造的战时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巴黎等地，并被载入　《日内瓦公约》，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以，历史不应该遗忘饶家驹，中国不应该遗忘饶家驹。

　　解放周一：在寻找饶家驹历史的研究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是什么？

　　苏智良：最为艰难的是搜集资料，再现历史。搞历史的常说，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在这一年半中，我们团队克服各种困难，在国内外寻找到大量的档案、报刊、图片、影像，然后去伪存真，去芜存菁。

　　历史学的魅力之一是能够再现历史的细节。比如，我们看到资料说，在寒冷的冬天，饶家驹要求国际救济会将热饭装在厚纸袋里，再用棉絮包着纸袋放置在木桶里，以保证难民们能吃到温热的饭菜。在调查当年的难童教育时，我们找到了一张幼儿园课程表，上面详细记载着课程：国语、作文、新文字9节，史地、常识、算术13节……可见义务教育工作者当时是多么认真地在做这件事。

　　解放周一：1949年被载入《日内瓦公约》的这一“上海模式”，对今日世界还有什么影响？

　　苏智良：《日内瓦第四公约》对“上海模式”进行了定义，并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关于保护战争或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的法典。现在，这些国际人道法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有194个。安全区的概念也被普遍使用，联合国安理会建议并批准推广安全区来保证战时平民的生命安全。

　　饶家驹曾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世界。战时建立中立的难民区这一“上海模式”，无疑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放周一：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纪念这位“中国辛德勒”、“上海拉贝”有何特殊的意义？

　　苏智良：饶家驹是二战中成功解救难民的典范，他使得30万难民免遭日军屠戮与迫害的命运。在难民区穿梭的饶家驹也曾多次面对险境。通过他不平凡的经历，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到历史的一个动人侧面，并且认识到中国抗战的世界性。

　　我认为，在世界史中饶家驹的地位应该是超越辛德勒和拉贝的。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

　　解放周一：目前您正计划为这一可称为“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的历史事件申遗，这会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意义？

　　苏智良：上海正在迅速发展为全球城市，有些指标已超越东京等大都市，但仍有一些短板，其中之一就是尚无世界文化遗产。

　　上海如何申遗？外滩固然是上海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但从申遗战略方面来权衡，我以为，较合适的、应优先考虑的，是上海二战难民区项目，也就是将南市难民区和犹太人难民区打包申遗。

　　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大的难民城市和拯救难民非常出色的城市。上海不仅接纳了3万犹太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而且，创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当年饶家驹振臂高呼，中国、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各国爱心人士共同构筑的南市难民区，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难民救助案例。

　　两个难民区案例，共同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申遗的过程将大大提高我们保护这些城市文脉的积极性，而对这些遗存的保护与延续，不仅体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多样性，还可以更好地延续这种可贵的城市精神。（记者 黄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