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当月17日，人民大学举办了“方汉奇教授从教6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图书馆大厅内，方先生的学术之路图片实物展览也同时举办。

　　之前，《人民日报》《新闻爱好者》《新闻春秋》等多家媒体纷纷组稿，刊发系列文章为方先生祝寿。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学界的祝贺更是数不胜数，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皓首穷经的老前辈慢悠悠地说出如此语句，让人忍俊不禁。

　　一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是舶来品，新闻理念和业务规则都以西方为师，虽然在实践中受到中国社会历史影响，时常彰显中国文化印记，但在学科体系构建上仍有着深刻的西学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新闻史便成为重要基础和核心内容。甚至如下之说也不为过：中国新闻史的学科建设是新闻学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基础，是新闻学在中国独立性体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民国时期，新闻学高等教育以美国为圭臬。当时，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最为著名。从所用教学材料和教育工作者的背景来看，来自西方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训练是比较成熟的（美国李金铨教授和张咏教授、中国的邓绍根和王海教授对密苏里新闻学院与中国民国新闻教育的联系均有过深刻论述）。

　　此时，中国新闻史的知识体系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方先生曾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前，总共出版过不下50多种新闻史研究专著，其中通史方面的代表作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剩下的都是地方新闻史、新闻史人物、专门史或者文集之类的出版物，比如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

　　这里面“最见功力、影响最大”的就是戈氏著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部再版的旧中国新闻史专著。但《中国报学史》仅错误就有200余处，其他的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作为中国新闻学基础学科的中国新闻史，其学科建设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的。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59页）。

　　从1949年到1978年，第一代中国新闻史的专家学者主要进行了无产阶级新闻史的挖掘，《新华日报》《向导》《新青年》等一批革命报刊获得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受时代限制，这些研究角度单薄、片面，特别是革命报刊以外的新闻史研究更显薄弱。

　　但是，这并不代表当时的研究没有价值，它借鉴了政治史和革命史，从一个侧面分清了中国报刊发展的阶段和特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借助意识形态和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可以获得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

　　二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方先生的论文成果题目，都非常朴实，如《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一代报人成舍我》等，这些论文不卖弄艰涩难懂的概念，看似也没有明快点睛的问题意识，仿佛随手拈来，便成一文，但背后史料的广博深入，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

　　我曾撰文专门谈方先生的史料观，在印证一段关于《开元杂报》到底是不是印刷报纸的学术争论中，先生征引四种以上的史料，彼此印证，读来宛若福尔摩斯断案一般，环环相扣，逻辑清晰。先生曾言：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言必有征，无征不信。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地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后来，有学者认为，“敦煌进奏院状”应该是新闻信，先生亦从善如流。

　　在东京访问期间，方先生借机去横滨寻访了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等改良知识分子的办报遗迹。他边走边回忆，清末志士异域办报的细节，甚至哪篇重要文章出自哪个门牌号码的房屋，都如数家珍，历史镜头感极强。

　　方先生研究著名新闻工作者邵飘萍。他实地到邵飘萍的故乡调查，通过家人对其属相的回忆，确定了其出生年代，并四次走访罗章龙同志，确定了邵的中共党员身份。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即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由于新闻史是史学大家庭里的新生代，仅有百余年历史，史料零散少见，且深藏于各种历史文献隐秘之处。尤其是中国古代新闻史的梳理，难度很大。就如，推算《开元杂报》是否可能印刷，“邸报”到底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名称，还是世人对这一类官方新闻传播文本的通称，都需要各种材料互相印证才能推测出结果。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是“属于文化史的部分”（《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新闻纵横》1985.3）。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