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经历了从根据地办报到全国办报的转变过程。1948年6月，经中央批准，创办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并承担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能（1949年8月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了解放战争胜利后能够更好地开展新闻工作、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人民日报》组织开展记者培训班，探索大城市办报的经验。[28]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一方面要探索在城市办报的有效工作方法，以符合办报环境改变带来的读者群体、读者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则要延续根据地办报的工作传统，将党性原则、群众路线、党的工作精神和作风等传统带到城市办报中。1948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就妥善处理上述问题提出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忘记了我们主要是代表工农兵的，另一种倾向是拒绝为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29]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设新闻工作制度也经历了学习苏联模式的阶段。1954年，中央派出多个代表团系统考察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一些新闻单位也相应调整和重组了管理体制。[30]对于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单向度的学习”，其成功之处在于坚持了党性原则、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教训则是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问题。[31]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党的宣传工作和新闻工作制度逐渐形成。比较有代表性的制度包括：第一，延续并发展了党管媒体制度，确立起以“党管媒体”原则为核心特征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32]第二，党的宣传工作体系初步形成，相继出台理论教育制度、新闻宣传制度、基层宣传制度、党的宣传工作领导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规范。[33]第三，宣传部门对新闻工作的“宏观领导”制度逐步形成，宣传部作为计划机关、指挥机关和领导机关来推动全党做宣传工作[34]，制定并规范了“思想工作是省市以上宣传部领导工作的中心”“健全集体领导制度”“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制度[35]。第四，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包括党委负责人或专人看“大样”、重要宣传向上级党委请示、定期向中宣部作政策性报告和情况报告等。[36]第五，具体到党的精神、路线、方针以及国际国内大事，中央主要通过指示、通知、文件、批示等内部传播渠道指导日常的新闻工作；并定期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宣传工作会议或者宣传干部座谈会等，通过组织传达工作目标。

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可以发现：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事业属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大宣传”系统中的子系统，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工作观念与制度。在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系统和结构的总体变化，新闻事业系统的层级不断上升、功能日益多样、形态逐步演变，与意识形态系统、宣传系统、文化系统以及其他社会子系统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百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系统所形成的“新闻工作”的基本观念、制度与实践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工作观念和实践的底色。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历史和实践特征

工作角色：政党工作者与新闻工作者。从媒体角色上看，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基础概念之一。与西方新闻界所经历过的“政党报刊”时代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其历史合法性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开启了全新的民族国家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历程，又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整个政治社会系统的制度性设计。

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37]，党对新闻媒体和新闻事业的领导，突出表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延安时期确立的党报的“党性原则”奠定了党对新闻工作的思想和政治领导，而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38]，则将新闻事业纳入到整个政治组织系统中。党的新闻工作者也因此兼具了“双重身份”：一是党员、党的宣传干部，这是在党的组织系统中的角色和身份。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许多优秀的新闻记者、编辑后来都成为了党的重要干部。二是新闻业务层面的工作者角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变化，这一角色呈现出现代职业角色的特征），即通过专业技能开展新闻工作，实现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延安时期，兼具机关报和大众化报纸特点的《边区群众报》，就善于通过（符合群众和基层干部大众需求的）“新闻”的方式来宣传党的方针，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通讯员、读报员参与办报，建立了“报社—通讯网—读报组”的体系[39]。1946年，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专门谈新闻写作的技巧和方法，认为学会写新闻对于新闻工作以及全部工作都有好处。[40]“双重身份”的工作角色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鲜明特征，也是新闻工作实践一直延续下来的工作模式。

工作主体：从个体到组织。一般说来，从事新闻活动、新闻传播的主体是人。而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谈“新闻工作”这个概念时一般不是指个人的、具体的新闻工作，而是基于党和国家的层面和宏观的角度，可见“新闻工作”这个概念中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组织。1942年10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出现的违背党的政策和部分新闻宣传干部向党组织闹独立性的倾向，要求各地党组织“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41]。1943年，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谈到既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组织为依靠，又要依靠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记者，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办好报纸；新闻工作者要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报阀”[42]。他在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中阐明了党的新闻工作的特点是集体式、组织式的，而非个人英雄主义（“无冕之王”）或者自由主义式（同人办报）的观点。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无冕之王”的思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1942～1943年间《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党与党报》《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等四篇文章批评这一思想，提出党报工作者要树立“公仆”意识。[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单位制为社会运行单元的政治社会形态逐步形成，党和国家通过党政合一体制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进行条块管理。新闻媒体均设有对应的“归口管理”单位，并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领域开展工作（主要是思想宣传工作），同时新闻媒体本身也是社会事业体系中的单位。1954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新闻工作人员（包括报纸、广播、通讯社、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1950年的11000余人增加至1953年的17600余人；全国共有报纸258种，大致可划分为如下种类：党委机关报（151种）、工会报（17种）、农民报（13种）、青年少年报（17种）、民主党派及其他人民团体报（15种）、专业报（14种）、少数民族语言报（21种）和俄文报（12种）。[44]与此同时，新闻工作按照单位为组织机构的模式一直延续下来，并纳入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组织架构。其中，党委机关报处于核心地位，显示了政党中心制的组织系统特征，而新闻事业则是配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开展的一项工作。因而，如果我们仅仅从职业层面加以界定，“新闻工作，广义泛指新闻传媒中所有岗位的相关工作，狭义仅指新闻报道采编制播工作”[45]，并不能完整地阐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的实践特征。

工作目标：稳定性与时代性。中国新闻事业与党和国家的总体目标保持着历史的同步性，新闻工作主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因而新闻工作的目标在整体上是相对稳定的、一以贯之的。关于新闻观念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历史延续性和支配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可以概括为宣传新闻主义，核心观念包括“耳目喉舌”观、新闻资产单一国家所有制、党对新闻业的绝对领导、宣传功能处于核心地位等[46]，在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功能、原则、任务等各个维度上，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当然，从历史阶段来看，新闻工作的具体目标又是跟随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发生变化的。简单说，其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不变的，具体目标是随着时代任务而变化发展的。下文基于政治史的分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几个阶段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工作的目标主要是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新闻是为宣传服务的，宣传又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早期的“工具论”“武器论”色彩，其“既是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革命斗争的一支生力军”[4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报刊、通讯社和电台被认为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新华日报》还曾被称为“一支方面军”。新闻工作者承担着多种任务，除了新闻报道、政治宣传外，还会参与土地改革等具体的实际工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布，第一条即指出“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报纸的新闻、通讯、评论、信箱、专门性的或一般性的副刊，都应当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任务”[48]。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接管城市中，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报纸、刊物、电台、通讯社等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49]。新闻工作在思想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重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在组织层面建立宣传工作体系，纳入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的层级管理。在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挫折时期，新闻工作的目标出现了阶段性的偏离，新闻传媒的唯一功能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历史的教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重新回到正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重新明确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性质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党的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把人民的各方面的意见和活动，及时地、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50]。同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功能观逐渐成为共识，新闻工作的信息传播特征得到进一步重视，新闻工作与其他工作领域一样，服务于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目标。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1]。面对社会急剧转型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党的新闻工作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舆论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方针是我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谈到舆论导向的重要性问题时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新闻舆论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新时代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总体部署。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职责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坚持“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3]。在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成效，进一步强调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