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11月，《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出版，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先生嘱作者写一书评。那个深秋时节，作者认真地读了这本社史，写下了这篇文字。最先刊于《中国记者》，并被《新华文摘》转载。当此新华社建社85年之际，作者对标题等稍作改动，献给作者曾经供职并深深爱着的国社。

    一部新华社历史，便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一部新华社的战争年代史，同样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为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研究党的新闻史，打开了又一扇大门。走进这部波澜壮阔的新华社战争年代史，你会发现，在跟随党中央和人民军队创建红色政权、艰苦卓绝长征、挺进抗日敌后、纵横大江南北，直至建立新中国的漫漫征程中，前仆后继的新华人所写就的新华理想、新华气概、新华情怀、新华作风和新华追求，本身就是党的信念、党的宗旨、党的作风的生动体现。

    这就是：向着崇高、向着正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情系人民、为了人民，一丝不苟、科学求实，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它的核心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

    面对这样一部血与火铸成的文字，一种由衷的感动、一种澎湃的激情让我们热血沸腾。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昨天的历史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对于今天和未来的深刻昭示。

    新华理想：向着崇高、向着正义——这，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关键之所在

    1931年11月7日，在反“围剿”的隆隆炮声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开幕，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诞生。

    也就在这一天，靠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应运而生。红中社播发的第一批新闻，就是宣告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声音，通过这个年轻通讯社的电波，冲破敌人的封锁、干扰，穿越千山万水，传向全国乃至世界。

    作为我党最早的新闻机构，新华社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朴素理想——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为了这一崇高而正义的理想，处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之中的第一代新华人，节衣缩食，白手起家，在炮火硝烟中组稿写稿、收发电讯、编印报纸。

    从延安清凉山的窑洞到河北西柏坡的农家小院，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紧张的岁月里，新华社集党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三重责任于一身，紧紧跟随在党中央周围，把党的声音传递到抗日敌后、解放战场，凝聚起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解放的信心和力量；而活跃在战斗一线、活跃在各个解放区的新华社记者，又及时把最新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成为中央指挥革命斗争的重要渠道。

    那时的新华人既是革命战争的报道员，也是冲锋在前的战斗员。怀着对创建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必胜信念，新华人在抗敌战场上历尽千难万险，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及时、充分地报道了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弱变强的胜利进程，真实、完整地记录了党的事业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回忆这样一段历史，新华人有着属于自己的自豪：新华社的历史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一样长。

    党所指引的方向，就是新华社前进的方向；党所开创的事业，就是新华人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随着一个真正的属于人民的共和国的诞生，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新华社，把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舆论导向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和庄严使命，用劳动和创造忠实履行着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职能。

    翻阅新华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华社从成立之初就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展开工作。早在1937年2月4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收听新华社广播党的政治方针》的指示；1946年春，中共中央做出全党办通讯社的决策，经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批准的《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中，明确规定“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稿件达上百篇，仅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就有17篇重要新闻和评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向新华社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关怀，激励，重托。党中央始终亲切关怀着新华社的成长与发展。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新华社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时期，无论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每一个历史重要关头，新华人始终像战争年代一样，坚定地把服从党的指挥作为最高行为准则，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鼓与呼。

    85年向党看齐，85年发展壮大。今天，新华社已从当初的“茅屋通讯社”、“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发展成为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跨入了世界四大通讯社行列——新华社的矫健姿态正折射着一个大国的崛起。无论职能使命如何拓展、机构人员如何演变，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传播手段如何更新，新华人追求崇高、追求正义的理想始终未变——这，也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关键之所在。

    新华气概：敢于牺牲、敢于胜利——这，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担当历史重任、创造卓越业绩的力量之所在

    1935年2月24日，留在苏区的瞿秋白突围途中被俘。4个月后的一个夏日清晨，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36岁的瞿秋白唱着自己早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

    作为红中社最后一任负责人，从20岁起就患上严重肺病的瞿秋白，在主持红中社的日子里，每天都坚持写稿审稿到深夜。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领导奋战在苏区的红中社人员，在极度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4个月，发行24期，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段悲壮篇章。

    倒在敌人枪口下、倒在血泊之中的新华人，瞿秋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新华社经历了整整18年的残酷战斗历程。仅是这段岁月，新华社就牺牲了139名烈士。在中外新闻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像新华社这样，连续经历过如此漫长的战争岁月；也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像新华社这样，在如此短暂的时空内献出过这么多宝贵的生命。

    在战争年代，新华社记者首先是敢于冲锋的战士——只是他们比普通的战士多了两样武器：钢笔和相机。他们在与抗敌军民一起浴血奋战的同时，又把英雄们的壮举真实地记录下来，化作凝聚力量、鼓舞士气的特殊“武器”。记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新华社记者与普通战士一样、甚至比战士更直接地面对生死考验。正如这部社史所记载的那样，“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华分社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学会宣传战线上斗争的本领，而且要善于对敌作武装斗争，不但会写文章，还要会打仗。他们往往白天打游击，晚上写消息，自己背着油印机和笔墨纸张，辗转战斗于敌后，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部新华社的战争年代史，就是一部生命与鲜血铸就的史诗。在这生命与鲜血的背后，展现的是新华人永不褪色的气概：敢于牺牲，敢于胜利。

    晋察冀前线分社记者萧逸，是文学大师茅盾的女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重大战役，写出了大量生动感人的战地通讯。1949年初，萧逸在刚刚解放的北平见到了茅盾先生，岳父的鼓励使他更加坚定了记录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的信心。这年4月，正在太原战役前沿阵地采访的萧逸，在弹雨中向躲在地堡内的敌军喊话，不幸中弹牺牲……

    何云、郁永言、戴烨、沈蔚，仓夷、叶邦瑾、钱毅、谢文耀——面对一串长长的烈士名单，我们的眼睛一次次被这些名字撞湿。

    一部新华社的历史，更是一部用勇敢与无畏谱写的英雄篇章。不论当年还是今天，危急关头、危难时刻、危险地域，总有新华社记者最先出现的身影。1998年抗洪抢险，80多名新华社记者在长江大堤与抗洪军民并肩坚守了50多天，最后一批撤离泄洪区的是新华社记者；2008年汶川抗震，100多名新华社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从空中、从水上、从地面兵分6路与救灾部队一起向灾区突进，最先向世界发出震中现场报道的还是新华社记者------

    “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这句名言，已经成为几乎所有新华社记者工作状态和职业追求的真实写照。

    面对战火镇定自若，直面艰险百折不挠。新华人在生死考验面前所迸发的英雄气概，伴随着新华社迈向世界性通讯社的坚定脚步，展现在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1999年，邵云环牺牲在导弹袭击下贝尔格莱德“那个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这位追随着爆炸声寻找新闻线索的新华社女记者的事迹和她的遗作一样，让人潸然落泪。10年之后，中央领导在一份反映今日新华社驻外女记者采访生活的材料上批示：“一组短文，新华社驻外女记者鲜活形象跃然纸上，她们的拼搏精神、敬业精神令人敬佩。新华社要成为世界一流媒体，需要堪为一流的记者队伍。”

    85年前仆后继，85年群英辈出。在今天这样鸽哨系着阳光的岁月，新华社的大部分人早已不再时刻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和考验，但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无畏气概，早已矗立在新华人的心灵高地上。这，也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担当历史重任、创造卓越业绩的力量之所在。

    新华情怀：情系人民、为了人民——这，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根基之所在

    在今天新华社的许多场所，都可以看到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生前留下的4个字——勿忘人民。

    勿忘人民，是这位抗战时期就投身新华社事业的“人民记者”一生不变的情怀，也是新华社事业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之源。

    早在1934年3月，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创办《工农报》时，在发刊词中明确宣示：要用更通俗的文字、更活泼的形式，来反映各方面的最具体的革命斗争情况，以更有力的来教育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和苏维埃建设。

    一部新华社的历史，同样是一部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历史。新华人把自己的根须一寸一寸地深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在把党的声音、党的意志传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群众；只有贴近群众，才能发动和凝聚群众。在延安，记者莫艾在深入采访中发现了著名劳动模范吴满有，他采写的这位“边区劳模第一人”的事迹通讯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记者张铁夫、穆青与赵占魁共同生活劳动了20天，采写的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促进了边区工业战线开展向赵占魁学习的运动。新华社历史上那些影响深远的作品，无不是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思想和情感上融入人民群众的结晶。这一时期写出《农村夜话》《问稼于老农》等名篇的新华社记者海稜生前回忆：“记者的稿子写得有血有肉有感情，不仅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而且要和群众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记者应该是生活的参加者，歌颂者，而不是旁观者。”

    与部队官兵共同训练和战斗，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新华人还有一种特殊的劳动项目——在用手摇马达给收发报机提供电源时，轮流担当业余摇机工，社长也不例外。社史记录了这样一个例子：时任副社长的吴文焘每天下半夜开始处理稿件之前，总是先到新闻台去摇一个小时的马达。新华社用这个办法给收发报机提供电源达7年之久。

    1944年10月4日，毛泽东看望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工作人员时，勉励大家：无论是做新闻记者、编辑工作的，还是做出版、印刷工作的，做报务工作的，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事业是长期的，是艰苦的。如果我们革命队伍里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可以快些到来了。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华社的报道开始由以战争为主逐步向和平建设转变，从主要面向农村宣传逐步到面向城市宣传转变。面对新的形势和报道对象的需求，新华社牢记党的重托，积极调整工作方向，把倾听人民群众呼声、体察人民群众疾苦、反映人民群众愿望，作为立社之本。还在1949年2月22日，新华社先遣队进入北平之初，总社就发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明确提出：各地向总社发稿时，应有全局的、全面的观点，“要深入报道如何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如何兴办与城市人民生活有关的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如何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如何逐步改造学校教育，如何密切城乡关系，使城市为市民、农民和解放战争服务，我们的干部在入城后思想上、生活上、作风上有何问题并如何解决的，这些都应进行连续的报道”。

    新世纪新阶段，处于黄金发展期的中国也进入了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以服务党和人民为己任的新华社进一步弘扬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做到“三个结合”：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结合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结合起来，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加强改进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切实维护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85年情系人民，85年服务人民。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从茅屋、窑洞到现代化、信息化的新闻大厦，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化，新华人坚持把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融入到新闻报道之中，从来没有缩短与人民群众的心灵距离。这，也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根基之所在。

    新华作风：一丝不苟、科学求实——这，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保证之所在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谈到党报和通讯社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党报和通讯社是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和指示，除了一些日常的指示外，一切大政方针都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到各地、各阶层人民中去的。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主要还是靠《解放日报》和新华社。

    这样一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新华社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必须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翻阅这本新华社社史，这样的“严字当头”的例子比比皆是。担任过总社编辑部编辑的任丰平回忆：那时，一瓶自备的蓝墨水，一支自制的木杆钢笔，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但是，在宣传报道的业务研究中，却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和刻苦。延安时期的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王唯真曾这样描述新华社工作人员钻研业务的情景：电台抄报员最快时每秒钟要抄下三个以上的字母。这样的速度，不要说抄写，就是要准确分辨字母音讯，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报务员要在连续几小时中抄写，更谈何容易。然而，这项近于不可能的、被后来到清凉山参观的外国人誉为“难以想象”的高难技术，终于被清凉山时期新华社的第一代报务员拿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

    精益求精，严谨求实。这样的对新闻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作风，既来自于党中央对新华社的严格要求，也得益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对新华人的言传身教。

    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身边有两支精干的队伍，一支是由作战人员组成的“枪杆子”队伍，另一支是范长江率领的由新华社人员组成的“笔杆子”队伍，代号为“四大队”。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各类文稿达70多篇。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翻阅历史档案，可以发现，中央这一时期送交新华社播发的新闻、评论等文稿，均由钢笔抄写，字迹清楚，标点分明。范长江在总结转战陕北的体会时写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中央领导）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陆定一）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

    也就是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对新华社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他在给时任社长的廖承志和新华社社委会的指示信中写道：“这次撤出延安之后，希望大家把一个好的作风建立起来，以此影响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很认真地做到这个作风，就是种极其负责的态度，就是不马虎不苟且，拿出精品来。”他在指示信中还就新闻工作如果体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做了阐述：实事就是要真实反映，求是就是要依据材料分析问题，这样来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

    把新闻事业作为最神圣的职业，把党和人民的重托作为肩负的历史重任。从战争年代就养成的高度的敬业意识、高昂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责任感，成为新华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新华社能够准确传递党的声音、充分反映群众心愿的可靠保证。

    85年恪尽职守，85年严谨敬业。随着战略转型的加快，今天的新华社已经“由传统新闻产品生产为主向现代多媒体新闻信息业态、由面向媒体为主向直接面向终端受众、由立足国内为主向有重点地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大步拓展。与战争年代相比，报道内容、报道形式和报道手段都产生了巨大飞跃，但当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被一代又一代新华人所继承，而且逐步被一套周密细致的制度科学地固化了下来。这，也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保证之所在。

    新华追求：勇于开拓、勇于创新——这，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做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源泉之所在

    从1931年两三人抄收和发送电文起步，到1947年开始向国外派出记者、设立分社，再到随着新中国诞生即成为国家通讯社。18年的新华社战争年代史，也是一部在战争环境中奋力开拓、在极度困难下创新发展的创业史。

    甫一创社，红中社就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及国外通讯社新闻，编印成参考刊物提供给领导人参阅。“第一部‘新闻电台’只有收报机，是用缴获敌人电台的旧零件，自己动手装配起来的。蓄电池和干电池也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抗战时期，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建成新华广播电台，继而进行日语广播和开始英文文字广播。解放战争之初，在香港和伦敦设立分社，分别发行新华社中文和英文新闻稿，寄发欧美各国；战争还在相持阶段，就向国外派出了自己的记者……

    从组织机构到技术手段，从报道内容到报道形式，伴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新华社的事业在创新中发展，在开拓中壮大。

    读一读1946年1月1日延安新华总社给各地总分社、分社发出《把我们的事业更提高一步》的指示信，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时的新华社决策层在报道和写作方面已经所具备的强烈的创新意识，比如：要求扩大报道范围，深入实际反映各阶层人民和各种人物的生活和动态，发掘新事物和新创造；报道要有系统和连续，前后衔接，有始有终，尤其是重大事件和运动的报道；报道要确实，迅速；写作必须贯注思想和感情，把它融汇在新闻的叙述和描写中，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写作要有起伏和变化，避免枯燥和平铺直叙……

    同年5月23日，总社又发出题为《电讯要简练》的公开信，将新闻简练问题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编辑电讯就是政治上的作战，以最高的责任心来从事这一工作”。同时明确要求：研究敌友我三方的宣传动态，“每条新闻选取最好的报道方法”；写作具体而扼要，“既不要糟蹋生动材料，又不浪费文笔”；要创造独特的风格，“在报道方法和写作技术方面，应多向他人学习，学习人家那种简明明快的笔调，画龙点睛的笔法，凡事抓住要领的技能，以及事事说明出处的态度……”

    从指示信到公开信，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些新闻理念和报道思想，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深受启发。就像社史所概括的那样，这“是新华社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对全社工作人员转变业务思想、提高报道质量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所建立的特派记者机制，同样是新华社业务改革的重大举措。1946年9月3日，总社发出《关于特派记者工作的指示》，规定特派记者的任务“在于对外宣传”，因此，“无论在报道内容和写作形式上都要适合国民党区和海外人士的口味”，以使“他们对中共和解放区有更多了解，以释疑窦，争取同情”。朱穆之、穆欣、杨朔、周而复、刘白羽、华山、穆青、安岗……这些后来在文学和新闻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全部有着当时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的经历，而他们留下的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诞生于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

    把握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85年间，新华社的改革与创新生生不息：从最初的以文字报道为主到上世纪85年代文字报道与新闻摄影“两翼齐飞”的发展，再到目前形成文字、图片、音视频“三位一体”报道格局；从立足国内、以新闻报道的传统通讯社业务为主，到上世纪85年代的报刊集群和信息业务、90年代的网络媒体，再到如今基本形成全媒体形态，向着国际一流的现代全媒体机构迈进，新华社发展历程中每一次涉及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抉择和重大突破，都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奋勇开拓的结果。

    85年创新发展，85年开拓奋进。从在敌人重重围剿中艰难诞生，到今天在参与国际新闻竞争中拓展壮大，新华人一直把宏大的理想作为引领创新发展的旗帜，把开拓奋进作为实践崇高目标的动力。这，也是新华社在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源泉之所在。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从这部45万言的新华社战争年代史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崇高、什么是无畏，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情为民所系、什么是潮头唱大风，也感悟到了这家当今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央媒体何以历经85年风雨依然绚丽着青春的光彩——因为，这样一面精神的旗帜，始终高扬在新华人不懈前行的目光中：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