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珍存着关于成长的记忆。国家同样如此。

1949年，《新闻简报》伴随着新中国一起诞生。它用电影胶片记录和传播新闻，每周一期，每期约10分钟，含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电视机进入中国家庭之前，《新闻简报》曾是国人集体收看的“新闻联播”，1978年后改为《祖国新貌》，直到1993年结束。

《新闻简报》里有一个鲜活的中国。当这些黑白画面在眼前滑过，即便已经隔着几十个春秋，那些单纯而饱满的、粗糙而新鲜的气息依然喷薄而出。

曾是国人集体收看的胶片“新闻联播”：“我们看过毛主席的照片，说毛主席神采奕奕，但他走路是什么样的？周总理非常潇洒，他到底怎么样潇洒呢？这些问题，都能在当年的《新闻简报》中找到答案。”

北京北三环北太平庄桥西北角，车水马龙中，路边那个头顶“中央新影”四个大字的院子略显得有些寂静。走向深处，主办公楼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1个烫金大字遒劲有力，楼门旁，新影标识“工农兵”雕塑泛着斑驳，伫立如昔。

如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作为中国最大的纪录电影摄制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是当年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创造者。作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一个用镜头记录时代的团队，他们为共和国留下了一部部影像档案，让今天的人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新闻简报”，是刻在“新影”历史丰碑上耀眼夺目的几个大字。在电视机进入中国家庭之前，《新闻简报》曾是国人集体收看的“新闻联播”。

1949年，《新中国简报》走上银幕，标志着新闻杂志片在中国诞生。1951年，《新中国简报》改为《新中国周报》，1955年正式定名《新闻简报》。此后20多年间，不论是城市中的电影院，还是农村中的放映队，都要在放映故事片前加映时长约为10分钟的《新闻简报》。影片以“××××年第××号”进行编号，通常为每周一期，但有时也会出现不定期制作的情况，比如文革时期，1967年仅出了10号，1969年出了14号。每号有5个左右的小主题，其中必有二三个国内重大新闻，像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样放在前面。

作为故事片开映前的“加片”，10分钟左右的《新闻简报》让人们得知了南国粮食的丰收、东北工厂的投产、西部铁路的铺通、外国友人的来访；还有，泼水节的欢乐有多么浓烈，全运会上是谁打破了纪录，全聚德的烤鸭如何美味，英雄牌金笔怎么做到高品质……

在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铎心中，和儿时手拿绑着衣服的竹竿站在屋顶上哄麻雀一样，从《新闻简报》中看到徐寅生以精彩的“十二大板”战胜强敌星野的精彩瞬间，都是此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们看过毛主席的照片，说毛主席神采奕奕，但他走路是什么样的？周总理非常潇洒，他到底怎么样潇洒呢？这些问题，都能在当年的《新闻简报》中找到答案。”

1951年12号《扑灭天花》、1953年02号《齐白石九十寿辰》、1955年57号《勘探三峡》、1955年16号《发行新版人民币》、1957年40号《飞鸽自行车》、1959年60号《红旗轿车》、1961年13号《北京啤酒》、20号《清华大学50周年校庆》、1962年22号《同仁堂》、1965年《北京汽水》……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新闻简报》是新闻，是政治，是文化，甚至是娱乐。它是一扇打开的窗，在某一段时期里甚至是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描述：“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在30年的时光里，《新闻简报》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记录多元的国家影像新闻杂志，很多内容见证了新中国从创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艰难曲折的岁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王建国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纪录频道著名导演，笔名夏蒙。谈起《新闻简报》，他感叹良多。

如今，在新影厂的一个老库房里，静静留存着《新闻简报》的老胶片，这些老胶片凝结着众多摄影师和编导的心血、智慧与付出。那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历史。

记录历史的过程中，自己也进入了历史。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1976年唐山大地震、伟人离去、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永远定格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短短的《新闻简报》既囊括国家大事，也触及民生领域的细微变化。今天看来，简报中那些老场景、老物件、老街道，真实反映了当时国情，反映了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在新闻纪录电影事业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那个资讯闭塞的年代，大部分中国人是通过这短短的10分钟，了解距离自己千里之外的素不相识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体会他们有着怎样的情感，见证年轻的共和国经历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中国走过的70年，也是中国纪录片走过的70年，这其中是一代又一代纪录片工作者的薪火相传。

1988年的夏天，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林哲（化名）用自行车驮着几个书箱来到新影报到，从此再未离开。他从前辈们那里了解到，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从成立之时，就把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作为制片的主要目的。1945年9月2日，抗战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延安电影团先遣团即出发奔赴东北，接管敌伪电影机构伪“满映”，争取人民电影事业的大发展。

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在东北鹤岗宣告成立。东影成立后，确定了首先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成立了新闻片组。新闻片组的工作为新中国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闻摄影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用摄影机记录了三年东北解放的大量珍贵历史素材，编辑出品了人民电影厂的第一部新闻系列片《民主东北》，也就是《新闻简报》的雏形。到195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报道的主要方向也转移到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国际交往等多方面。

林哲进入新影时，正值电视业迅猛发展，专门生产新闻纪录影片的新影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即便如此，在幽蓝深邃的天空下，衬着斜月高挂和繁星闪烁，村里男女老少或蹲或站，或者垫一把柴草席地而坐，无论眼前幕布上的影像出现过多少次，人们眼底闪耀的星火从未停歇——从少年时代便绘在心底的那份美好记忆让他依然向往。按照厂里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林哲开始了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学习。

最初的课程是三个月的剪辑学习。打开水、拖地是林哲和另外两个女大学毕业生每天必备的“开门课”。就在剪辑室内，他们开始了推拉摇移的启蒙训练，也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一伸手就能摸出胶片的正反面”。后来，林哲师从王伟等老一辈编辑，参与由《新闻简报》改版而来的《祖国新貌》的编辑工作。令他至今难忘的是，李世勤师傅还特意邀请了1986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总剪辑师、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第一任会长傅正义老师来给他们上剪辑课。

至今林哲还是习惯喊自己共事过的老编辑、老摄影师为“师傅”，那是过去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感情链接。

老编辑王伟“师傅”1950年就进入“简报”组，再回首便是三、四十年的岁月匆匆。在特殊年代里，中国电影事业几乎全面瘫痪，新闻纪录电影也受到严重的干扰，但大多数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在逆境中坚守，奋战在第一线，用胶片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国家的发展与建设、社会的动荡与变革。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1976年唐山大地震、伟人离去、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永远定格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到1978年，新影时事政治新闻的报道由电视的发展所替代，《新闻简报》改版为彩色片《祖国新貌》。这次改版是杂志片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新闻杂志片的摄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祖国新貌》从过往以新闻消息为主要内容、以新闻报道为主要表现方法，变为表现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新成就、新人、新事、新风貌。发行量最多时，《祖国新貌》35毫米拷贝达630多个，16毫米拷贝280多个，8毫米拷贝有几千个。

“我有机会与当时驻全国各地的记者站的师傅们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得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十分宝贵的东西。”今天回首《新闻简报》的贡献和辉煌，林哲十分感佩“那支奋战在第一线的摄影师队伍”。新影记者站曾遍布全国，摄影师们远离北京，常驻各省、市、自治区，单兵作战，长年为《新闻简报》等杂志片拍摄主题。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胶片的珍贵可想而知，因此，拍《新闻简报》这样的新闻片很考验摄影师的业务能力。虽然一个新闻主题只是一个两分多钟的小影片，但如何选择题材、进行采访、确定主题、选择人物、安排拍摄计划，继而拍摄出两三分钟长度的一个有思想内容、有人物、有情节、有细节的新闻片，全部的工作过程和拍一部纪录片相同。此外，摄影师还要写摄影报告，以及搜集各种相关的文字材料供后方编辑使用。

林哲回忆，当年工作时最有趣的部分是给各地记者站摄影师拍回的影片打分。

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新闻简报》自己也进入了历史。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影视合流大潮的到来，《祖国新貌》停止摄制，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影随之结束了40多年生产制作新闻杂志片的历史。

今天回首再望，曾是新影半壁江山的新闻杂志片，是一代国人无法抹去的影像记忆，陪伴着国人走过近半个世纪，在文化匮乏的年代，为数以亿计的电影观众提供了珍贵的精神食粮。

几十年间，改变是真实的改变，进步是真实的进步。摄影机不会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