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明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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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树前头万木春

——人类与瘟疫相互对抗的史鉴与思考

李明泉

一

2019年末至今爆发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罕见的重大灾难。

2020年3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有关国家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当日发表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指出：“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深刻表明全球的紧密联系及脆弱性。病毒无国界，需要本着团结精神，采取透明、有力、协调、大规模、基于科学的全球行动以抗击疫情。我们坚定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这一共同威胁。”“我们坚信，通过密切合作，我们必将战胜困难。我们将保护人类生命，恢复全球经济稳定，并为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新冠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必将严重冲击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2020年2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正式命名为“COVID-19”。其中“Co”代表“冠状”，“Vi”为“病毒”，“D”为“疾病”,“19”代表发现时间2019年。谭德塞表示，新冠病毒很危险，是头号公敌，传染性与流感类似，但致死率又接近SARS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这是非常危险的组合，百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像是1918年大流感。虽然新冠病毒十分危险，但现在已有可以阻止此类灾难的技术，可以避免危机，要充满自信去抗击病毒。如果全球团结一致，把新冠病毒作为人类的共同敌人而全力以赴，就可以赢得这场战疫。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面对灾难、抵御灾难、战胜灾难的历史。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仍面临着来自大自然和人类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不同灾难的威胁。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加强公共应急管理，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特别是病毒疫情的大爆发大蔓延大流行，更是考验着人类的应对能力和智慧水平。有史以来，病毒瘟疫始终与人类相生相伴、共生共存，甚至成为人类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刻也没有分离。正如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汉申所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大自然的力量无处不在，时刻检验着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疾病瘟疫就是大自然考验人类如何进步的“磨砺石”。身处今天的COVID-19之中，瘟疫蔓延所带来的焦虑恐慌、担惊受怕，使我们深感如入无物之阵、“他人即传染体”的惊悚和防范之中，不知在哪里的“暗箭”防不胜防，形成了全球性危机，波及世界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危及人类生存生活生命的安全。

在严峻严酷的现实面前，回望人类战疫历史，汲取战疫经验，借鉴有益做法，对当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十分难得的是，有中国第一“智媒体”之称的封面新闻及时组织撰写推出的《战疫史志》50多篇系列报道，紧密围绕“人类对抗瘟疫”这一核心主题，多角度全方位考察瘟疫对人类的影响和人类应对挑战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史实和史鉴。同时，本书收入了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战疫的理论思考著述。我侧重解读《战疫史志》系列启示录。

二

《战疫史志》以史料为素材，以故事为看点，以研究为特色，以启示为目的，既不同于一般史话的事实讲述，也不同于深度报道的追踪分析，而是将历史与现实勾连、史鉴与实践比衬、回望与期望交织、热点与人文耦合，开创了一种时政性学术型的媒体新文本体例，或者称之为“史鉴新闻体”。该书引用上百部学术专著，如《瘟疫的历史》《瘟疫与人》《改变人类社会的20种瘟疫》《天花的历史》《伍连德自传》《世纪大疫情》《鼠疫：改变中国文明进程》《黑死病》《口罩发展史》《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等，除了引用这些与瘟疫有关的文献外，还引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雷蒙·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等著作，将电影《流感》《卡桑德拉大桥》《釜山行》《豪斯医生》以及文学经典《霍乱时期的爱情》《鼠疫》等文学艺术作品作为自己的文本内容，使该书在知识密集的同时，具有艺术的灵气和哲学的深邃。

《战疫史志》一书有如下特点。

1. 以史实说话，记述瘟疫改变人类命运的客观规律

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类个体或群体，与自然界其他动植物共存共生于一个地球之中，人类文明的每一步演进无不受到来自大自然和人自身瘟疫疾病的影响、挑战和改变。透过史实，我们看到人类文明进步是极其艰难曲折的，每一次前行都会受到来自自身利益的争斗角逐或瘟疫侵蚀的重大影响，正在展开的历史事件或成休止符，终止发展；或拐个弯，进入另道；或大洗牌，重新起步，在血与火、死与生的惨烈悲壮的否定之否定中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

在《人类与瘟疫的抗争史，也是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史》一文中，作者讲述道：公元541-542年，在地中海国家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史称“查士丁尼瘟疫”。最严重的时候，一天之内就有上万人在瘟疫中死去。这次鼠疫，也是东罗马帝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黑死病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从金雀花王朝“公主之死”到薄伽丘《十日谈》里惨绝人寰的场面，都是黑死病所致。那场发生于十四世纪的黑死病，让欧洲付出了惨重代价，大量人口死亡。但同时，黑死病在欧洲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也促成了欧洲社会变革和现代文明发展。

瘟疫本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共同应对。然而，有人却利用病毒，把瘟疫作为征服战胜对方的武器，十分残忍地置人于死地甚至以此消灭整个族群。据史书记载：1763年3 月，面对印第安人的激烈反抗，英军驻北美总司令杰佛里•阿默斯特爵士写信给当时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亨利·博克特上校：“能不能设法把天花病菌引入那些反叛的印第安部落中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各种计策去征服他们。”当印第安人收下英军象征和解、友好的“礼物”——沾染天花病人皮肤粘膜排出的病毒的毯子和手帕后，一种从未见过的奇怪的疾病迅速流传于印第安部落。当时的美洲大陆尸横遍野，使得这样一个在当时并不落后的种族在短短几十年间濒临灭绝。这种有预谋的行动，让天花在印第安人群体内更加迅速和广泛的传播。这段悲惨黑暗的历史，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事件。（《人类与瘟疫的抗争史，也是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史》）除天花外，由欧洲殖民者传来的腮腺炎、麻疹、霍乱、黄热病等病也接踵而至，90%的美洲原住民死于这些外来疾病。在《哥伦布物种大交换》和《钢铁、枪炮和细菌》以及其他相关书籍中，都详细描述了天花带给印第安人以及美洲文明的灭顶之灾。由于原住民的减少，为了增加劳动力，欧洲殖民者又从非洲贩卖黑人奴隶，而这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充裕的资本原始积累，“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是天花病毒引发的连锁反应。（《曾“屠杀种族”的天花：首个被根除的烈性传染病，敲开免疫学大门》）

病毒对人类的杀伤力比战争更强大更可怕，历史往往因瘟疫蔓延而改变走向。在《加速一战终结的西班牙大流感：科学与流感的百年抗争》一文中，作者叙述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四年，硝烟仍在弥漫。3月，来自美国堪萨斯州哈萨克尔县偏远农场的青年阿尔伯特·吉特切尔被福斯顿军营征召入伍，他的家乡在年初刚刚经历了一场不为人知的流感疫情。福斯顿军营是当时美军的第二大军事基地，56000名新兵住在拥挤的帐房里。吉特切尔被安排在厨房工作，来来往往的士兵每天排队从他的手上领取食物。3月4日，吉特切尔发烧病倒，这是大流感第一例被记录在案的病人。随即，病毒在整个军营肆虐，三周内有1000人相继染病，38个年轻士兵死亡。一切迹象都在表明，这不是一种常见的流感。此时福斯顿军营的一名军官坐不住了，写信向华盛顿政府“求救”，但并没有得到重视。于是，从美国暴发的病毒轻松地随着25艘载着大批士兵的运输舰船，通过西海岸的港口，跨越大西洋驶向欧洲大陆。4月初，疫情首先出现在美军士兵登陆的法国布雷斯特，然后火车载着这些士兵去往前线。4月10日，法国军队出现了第一例病例，几乎同时，疫情波及了意大利和英国军队。等到休假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健康的士兵又把病毒带回家乡。病毒从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传到伦敦，继而传遍英国。到了5月，流感在中立国西班牙蔓延，尤其是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染病以后，西班牙的报纸开始铺天盖地的报道流感疫情。这也是为什么从美国传向欧洲大陆的大流感，最终却以“西班牙流感”这个名字载入历史的原因。6月，大流感侵袭亚洲，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国都被西班牙流感侵袭。就在人们惴惴不安之时，西班牙流感却突然像“幽灵”一般放慢了脚步，肆虐欧洲的疫情逐步变得缓和。但没过多久，新一波流感到来了。这一波流感比上一波破坏力更强。由于处于战争状态，各国政府的隐瞒行为导致疫情更加恶化。持续了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重要转折点。从3月到8月，德军在流感和对手的打击下，损兵80万，士气更加低落。德军原定7月发动的对协约国左翼的进攻，也因流感而取消。从9月开始，同盟国中的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先后退出战争。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战争和流感的双重压力下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2.以医学为突破，见证人类不断抗击瘟疫的艰难历程

在与瘟疫的对抗中，中国古代医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将东方生命智慧与朴素辩证法融入到辨证施治之中，形成了一整套预防疗治的中医理论、中药方剂和治疗体系。中医可以根据病情变化，一人一策，随证化裁，注重体质、疾病、症状“三结合”，同病不同治，同病不同方，精准施治，临床效果显著。

《中国古代“战疫”简史：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建设》写道：公元154年前后，蛰伏的瘟疫蓄势待发，河南南阳的张家诞下一名男童，取名仲景。10岁时，他开始跟随张伯祖学医。数十年后，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其中总结的辩证论治原则，确立了我国中医诊治的灵魂。“伤寒”一词，与我们现在说的伤寒略有不同，其主要症状为发热，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实则是对各类疫病的指代。《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三承气汤、竹叶石膏汤等，经后世沿用至今。而后中医传承愈广，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即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治疗做出了贡献。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这些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作用。

在《曾“屠杀种族”的天花：首个被根除的烈性传染病，敲开免疫学大门》中，作者讲述了中国治疗天花的史实。清代名医朱纯嘏的《痘疹定论》中提到，在宋真宗年间，宰相王旦的几个子女陆续得了天花，最后就只剩下了一个小孩子王素。宰相不想让自己断了烟火，于是请来名医给孩子开药方预防天花。没想到名医把天花痊愈后病人结痂部位碾成粉末，然后让小孩王素吸入。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神了，虽然这个小孩随后出现了轻度天花的症状，但没过多久就自行痊愈了，至此一辈子也没有再得过天花，一直活到67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人痘”案例，至此敲开了人类免疫学的大门。先利用已经痊愈病人的结痂部位粉末让人主动得一场轻度天花，换来之后一辈子对天花的免疫。

这种治疗思路，为人类根绝天花开辟了新路径。作为全球流行病，天花病毒曾造成全球有史以来至少五亿人的丧生。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在中国种痘法基础上，发明了著名的牛痘法。牛痘接种的成功，为免疫学开创了广阔的领域，为琴纳赢得极大声誉。他50岁这年，人们称之为伟大的科学发明家、生命拯救者。所有现代接种法，都来源于琴纳的第一次伟大发现。琴纳由于其在免疫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免疫学之父”。也正是这部惨烈的天花剿灭史，催生出现代医学最为重要的免疫学概念。

大自然的神奇在于，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资源恩赐和病痛创伤，一方面又蕴藏疗治瘟疫的天然富矿，等待人们去发现去利用，从而形成人类与自然生生不息、环环相生的生态平衡链条和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形态。《疟疾抗争史：金鸡纳霜、青蒿素和5次诺贝尔奖》一文记述了有关抗争疟疾的历史。染上疟疾，会使患者有周期性寒热发作，常伴头痛、恶心等症状，严重者可危及生命。疟疾曾肆虐人间上千年，令人谈之色变。现代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判断不少名人曾遭疟疾戕害，其中就有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大诗人但丁、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等。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欧洲人从15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迅速对美洲进行殖民，但是对近在咫尺的非洲，却一直到19世纪才大范围展开。那是因为疟疾作怪。由于对疟疾认识不清，欧洲人长期没有有效治疗疟疾的方法，而非洲大陆又是疟疾的发源地。可以说，疟疾阻滞了欧洲人迈向非洲的步伐。疟疾原本在美洲大陆也曾流行传播，但秘鲁的印第安人却发现，美洲豹、狮子在染上疟疾后，总能奇迹般地“自愈”。

后来印第安人通过跟踪才知道，原来美洲豹和狮子患病后，会啃嚼金鸡纳树皮来治疗。于是，印第安人开始用金鸡纳树皮泡水。逐渐，金鸡纳树皮也成为治愈疟疾的民间偏方。后来，一名西班牙传教士将金鸡纳树皮带回了欧洲，经科学家悉心钻研。他们发现，不仅是树皮，金鸡纳树的树根、树枝、树干中，含有多达25种以上生物碱，树皮中含量尤其丰富。而在金鸡纳树皮含有的生物碱中，70%为奎宁。经过一段时间研究，终于提炼、合成了药物奎宁。获得治疗疟疾药物后，欧洲人进军非洲大陆，很短时间内控制了整个非洲。

据史料记载，病人服用奎宁后，很容易出现腹泻、哮喘、耳鸣、急性溶血等不良反应。20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更是使得全世界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死亡率急剧上升。

此时，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屠呦呦及其团队发现了青蒿素，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新药。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至今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疟疾治疗方法，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本人也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可见，大自然是最具创意的“药学家”，它造就的金鸡纳霜、青蒿素，都具有新颖的结构、神奇的疗效，并且远远超出了医学家、药学家的想象力。

3.以经验证实，表征史上战疫的有效做法至今有效

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在与瘟疫展开着斗智斗勇的抵抗、防控和救治工作。随着人们对疾病瘟疫认知的不断加深，针对各类疫情特点，构筑起保护生命安全的壁垒。但是，由于世界各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和医学科技水平的差异，人们对史上至今仍有效的防控措施并不完全赞同并实施，甚至在疫情到来时仍我行我素，视“COVID-19”为儿戏、骗局，不愿戴口罩、不愿居家隔离、不愿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为防控战胜疫情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对瘟疫蔓延时如何有效自我防护，人类用漫长的时间和惨痛的生命代价发明了口罩，懂得了隔离，意识到空气、环境、饮水等与人们生存生活安全的直接关系。

关于口罩。在《口罩的诞生与发展：从纱布到N95，人类战疫第一武器》中，作者讲述了几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公元13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在旅居中国17年后返回祖国，写下了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写道：“在元朝宫殿里, 献食的人, 皆用绢布蒙口鼻, 俾其气息, 不触饮食之物。”元代宫廷侍者使用的这种“蒙口鼻的绢布”，或许便是有史可查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批“口罩”。

1910年，中国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发明的“伍式”口罩成为遏制疫情蔓延的有效防护品。是年初，一场肺鼠疫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蔓延，4个月内波及5省6市，死亡达6万多人。受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伍连德临危受命，负责调查处理。在东北疫情一线，伍连德发现这场瘟疫主要通过飞沫进行传播，于是他发明了一种简易口罩用于阻绝。这种口罩将外科纱布剪成 3 尺长，每条折成双层，中间放置一块棉花，再将纱布的每端剪成两条，使之成为两层状的纱布绷带。用时以中间有棉花处掩遮口鼻，两端的上下尾分别缚结于脑后。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成为当时东北人民抵御疫情的必备法宝。在1911年4月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式”口罩亦被各国专家称赞：“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伍连德后来回忆：“在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

口罩除了应对疫情时紧急使用，也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最典型的是1952年12月5日的英国伦敦，由于受长期污染以及高气压滞留，导致大雾围城。伦敦市中心空气中的烟雾量增加了十倍。整个伦敦犹如一个令人窒息的毒气室。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烟雾颗粒使数千伦敦人染上了支气管炎、气喘和其他肺部疾病。从12月5日到8日，有近6000人死亡。此后两个月，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大雾期间，口罩成为伦敦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品”，扮演着隔绝致命粉尘保护神的角色。（《口罩的诞生与发展：从纱布到N95，人类战疫第一武器》）

关于隔离。据《中国古代“战疫”简史：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建设》介绍，中国官方治理疫情的隔离制度最早见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中：一名正在接受筑城刑罚的犯人服刑还没有结束，却被发现得了麻风病，当地官员迅速将他转移到一个叫“疠所”的地方隔离。而正史中有关官方干预疫情的记录，则始于西汉。元始二年，京畿一带发生严重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由政府安排专门的房子负责医治疫病患者。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关于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至南朝时期，有“六疾观”“别坊”等隔离机构。唐朝设有“病坊”，宋代设“安乐坊”。通常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由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据史书记载，官方对于疫情时期的“赐药”“颁方”都是免费的。

面对110年前的东北鼠疫，伍连德首次使用现代医学方法四个月扑灭。其有效办法就是“隔离”。伍连德到达东北后，首先确定传染源为“肺鼠疫”，并提出了“人传播人”的重要判断，据此制定了封城、交通管制、管控流动人口以及集中收治疑似病人等措施。不到4个月，这次“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被扑灭了。首先是整个东北进行封城。1910年1月13日，清廷下令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其次铁路交通严格管制。1月14日至19日，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陆续停止运行。1月21日，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清廷建立三条军事防线，避免因恰逢春节以及恐慌而产生的流动人员。这样，鼠疫被控制在了东三省之内。第三是要求戴上口罩。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都要戴口罩。第四是分区管控。在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伍连德将其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配备一定的医生、警察以及医疗物资。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分别是红、黄、蓝、白，每种颜色只允许在本区活动。

同时，当地还建立了“鼠疫医院”。伍连德要求当地官员提供更多的房舍，供急性患者用做医院。伍连德第一次提出“疑似”概念，将疑似患者集中收治在120节火车车厢改建而成的隔离营中，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

此外，伍连德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坟场。由于染病人员的大量死亡，公共墓地已经无地安葬，大量尸体和棺材露天堆放在坟场周边。伍连德提议要立刻焚烧傅家甸坟场的所有尸体，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当地强烈反对。无奈之下，伍连德和锡良联名请求朝廷颁旨，希望可以借圣旨平息民间的反对。三天后，外务部发来电报，奏请获准。1月30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尸堆里忙活。尸体被泼上煤油并点燃，烈火足足烧了三天，东北的疫情也很快迎来了转机。

1935年，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2007年，该提名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被正式解密披露。（《110年前东北鼠疫：伍连德首次使用现代医学方法四个月扑灭》）

许多年来，生物学家和医生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增强人体免疫力来增强人类体质，抵制外部病毒侵袭，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黑死病来临时，“隔离”成为欧洲各国开始采取的措施。根据当时各国颁布的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就是隔离，甚至封城，城市以街道为基本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进行清理和消毒。隔离在后来也成为重大疫情出现时的重要选择之一。（《人类大疫时间表：人类与瘟疫的抗争史，也是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史》）

居家隔离，有人不习惯，有人做科研，有人向往自由，有人思考沉淀，身处隔离期的人们，其人生轨迹截然不同。关于隔离，《战疫史志》讲述了许多让人感慨的故事。

1664年，大鼠疫从春天开始在伦敦横行。这是继1348年黑死病后，伦敦遭遇的最沉重打击。但同黑死病相比，伦敦鼠疫死亡人数大大降低，许多学者都认为，这背后的功臣是“隔离”——伦敦大鼠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城市用此方法来对抗瘟疫。此后，鼠疫再也没能在英国本土大规模肆虐。

166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伦敦临街的一户人家支开了门口的“看守人”后，拿起铲子、棍子和勺子开始在一楼打洞。不久，他们挖出了一条地道，通往隔壁鞋匠铺。趁着夜色，因为患鼠疫被隔离的一家人，逃跑出去消失在伦敦的街头。

也是在这一年的夜晚，因为鼠疫蔓延，22岁的伊萨克·牛顿嫌家里太喧闹，搬到老友汉弗莱·巴宾顿的家里。在被隔离的十八个月时间里，他在草稿纸上疯狂地计算，把一个对数展开为无穷级数，一直把它计算到小数点后第55位……

牛顿不可思议地先后创立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光的本质，凭借一人之力为数学、力学和光学三大学科打下基础，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跻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

大鼠疫的灾难过去后，牛顿回到剑桥大学，获得了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带着“隔离期”的成果，牛顿成为科学界耀眼的明星，进入英国皇家科学学会，后来成为会长，受封为爵士。此后，那个在乡间独自研究和探索的牛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炼金术师牛顿、皇家造币厂官员牛顿。科学界也无比惋惜地感叹，那个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牛顿其实只“存在”了十八个月。（《被医学隔离改变的世界：从被抛弃的麻风病人，到牛顿的奇迹年》）

4.以审美关照，书写战疫史上人文关怀的经典作品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凡是关注现实处境和时代命运的文学艺术家，都会自觉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书写身处大灾难大动荡大变革的现实生活，为后世留下那个时代生存状态和社会情绪的不朽艺术经典。每一次瘟疫肆虐，既是人间灾难，也是创作素材，催生着特定时期文学艺术的兴起。可以说，艺术不仅和科学而且与灾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深刻的艺术差不多都是由惨烈悲壮的灾难磨砺淬炼而成的。

《战疫史志》选取中外有关瘟疫题材的作品，条分缕析，述中有评，重在启示。《被医学隔离改变的世界：从被抛弃的麻风病人，到牛顿的奇迹年》一文介绍，伦敦鼠疫瘟疫开始时，丹尼尔·笛福还只有5岁，他跟随家人在乡间避难，过了两三年的“隔离”生活。尽管没有生活在当时的隔离区，街头巷尾的传闻、被妖魔化的隔离故事，给童年的笛福留下深刻记忆。他后来写就了一生中最知名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在岛屿上生活28年，正是他为人类在巨大压力、与世隔绝下生存的一种探讨和想象。此后，笛福又写下了《瘟疫年纪事》。在《从医学史到哲思录：疫疾是如何被书写的》中作者分析道：笛福将自己精心搜集而来的材料，用文学的方式给予呈现，起到了比很多史料记录更撼动人心的效果。笛福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瘟疫年纪事》通过对瘟疫的艺术真实式的呈现，告诉我们“灾难的见证者，是有责任去揭示灾难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作用的，因为这才是灾难所能造成的最大灾难。但是，见证者也需要让人保持活下去的信念，不是苟活的信念，而是要尽可能有意义、有良知地活下去。”这种将虚构与事实进行搅合写作的夸张艺术，被拉美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继承下来，写出了《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几乎在所有访谈中都谈到笛福。他最推崇的作品就是《瘟疫年纪事》。不管是笛福还是马尔克斯，艺术家们也用各自的作品应和了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艺术的真实往往比现实更真实。”

《黑死病肆虐下的“生之向往”：

在佛罗伦萨大学期间，薄伽丘创作了《十日谈》。故事的背景是7位名媛和3位绅士，为了躲避黑死病在1348年佛罗伦萨“隔离期”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十天凑了100个小故事。这些故事中有对教士阶层的无情嘲讽，有对道貌岸然婚姻的鞭笞，也有对男女不平等的控诉。这本故事汇一出版就震惊了意大利，充满机锋的笔触和大胆露骨的描写，颠覆了处于中世纪的人们的“三观”。这本书被誉为“人曲”，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

《被医学隔离改变的世界：从被抛弃的麻风病人，到牛顿的奇迹年》记述道：一生都在同肺结核抗争的加缪，经历了类似隔离的养病期——被禁止参军、禁止游泳，甚至禁止最爱的足球。经历了隔离、病痛和被歧视后，加缪第一次病愈写下了《局外人》和那本让无数青年无法安心的《西西弗的神话》。第二次咯血回到乡间养病，加缪创作了传世长篇小说《鼠疫》。不论是《鼠疫》还是《局外人》，都成为人类文学史上慰藉人心的作品。人们得以明白，比瘟疫产生的物理隔离更可怕的是人心的隔离。

1820年，患结核病的雪莱写信给同样患病的济慈，“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病容”，“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作为一种病态审美的结核病，几乎成为一种时代风貌和荣耀。1913年，法国作曲家卡米尔·圣桑写道，“肖邦患结核病之时，正逢健康不再时髦之际……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拜伦望着镜子说，“我看上去病了，我宁愿死于痨病。”优雅和敏感的标志是悲伤，悲伤和肺结核则成了同义词，变为浪漫派的理想疾病。

《战疫史志》梳理了世界名画中的瘟疫题材作品，从视觉艺术角度还原历史现场，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世界名画里的“战疫史”》一文介绍了英国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于1800年以埃及历史上的瘟疫大流行为主题的《埃及的第五次瘟疫》，画面上半部是天空，形成一团巨大的云涡；下半部是灾难洗劫后的大地，一片焦土色中的金字塔和僵卧在地的白马及人的尸体。整个画面令人颤栗。

17世纪比利时画家米希尔·史维特斯所绘的《雅典鼠疫》 以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发生鼠疫为题材，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画作复原了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见闻：“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尼古拉斯·普桑在画作《阿什杜德的瘟疫》中忠实纪录了公元168年罗马帝国突然爆发的大规模瘟疫情形。当时的罗马，平均每天就有2000人染病死去，彻底成了一座死城。连最尊贵的罗马帝王都没有幸免。先是维鲁斯大帝于169年染病身亡，紧接着在十年后驾崩的则是他的继承人安东尼大帝——“安东尼瘟疫”也因此得名。画面上“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嘴，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同类题材，在美术史上还有《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由19世纪法国画家居勒·埃里·德洛内所作。他撷取了圣徒塞巴斯蒂安殉道故事中的场景：“之后一位善良天使显现，他指挥一位恶天使手持长矛戳击各家门户，门被戳几下，家里就死去几人。”而这幅画作里描绘的恐怖情景，正是导致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开端：查士丁尼瘟疫。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涌现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丢勒、乔尔乔涅、荷尔拜和勃鲁盖尔等伟大画家。当时受黑死病波及的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他的《春》作为文艺复兴代表作之一，通过罗马神话故事的人物表现了春天的美。在画面中，诸神为春天的到来而欢歌，女神维纳斯位于画面中央，这一作品的主题也正是对美和爱的追求。

《战疫史志》特别评述了反映各类疫情的影视作品。2003年袭击世界的“非典”（SARS）病毒是21世纪发现的第一个新兴烈性病毒，于是从2004年开始，以传染病为主题的灾难片开始进入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那一年，日本影片《感染》，美国大片《生化危机2：启示录》和泰国电影《非典战争》（SARS WAR ）相继上映。《感染》讲述由一起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与此同时医院内人员开始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毒传染事件，这是世界第一部将传染病题材融入恐怖片元素的电影作品。《非典战争》则直接取名于2003年震惊全球的非典大流行，但剧情却比较天马行空，电影中所谓的SARS病毒并不是真实世界里可以让人感染呼吸道传染病，而是直接把患者变成丧尸。

从2007年开始，世界各国电影人拍摄出越来越多的传染病题材灾难片，其中最有影响力也最具票房价值的首推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我是传奇》。影片讲述在2012年人类最终被病毒所击垮，前军方病毒学家罗伯·奈佛因为体内有自然抗体未受到感染，而成为纽约市唯一的幸存者，甚至曾一度认为自己就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人类。

2009-2010年猪流感大流行（也称为H1N1），该传染病则起源于猪，最先在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爆发。在爆发的一年间，仅在美国就导致约6000万人感染，27万人入院治疗，1.2万人死亡。据称，2009 H1N1传播到214个国家，在全球大流行中致约28万人死亡。H1N1流感之后，以抗疫为主题的灾难片的拍摄进入了第二个高潮。2011年上映的灾难片《传染病》由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剧情围绕格一位女性从香港出差回到位于明尼苏达的家，尽管她表现出疲劳和类似感冒的症状，但她认为这只不过是时差反应，然而在接下来的24小时她最终去世，此次一种致命病毒也随之席卷全球来。该片真实反映了在整个过程中政府的反应、部门的措施、社会的乱象以及人们的挣扎。（《每次烈性传染病爆发都是灾难片的重新“洗牌”》）

美国医疗剧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拥有显著的特点。《急症室的故事》《良医》《豪斯医生》及《实习医生格雷》等成为热剧。在医疗剧营造的写实、客观的医学语境下，我们既能看到当代职业女性生存与情感的困境，更了解到积极而多元的职业女性形象：她们敢于打破传统，进入了原本由男性为主导的精英领域。和现实中一样，在面对传染疾病这样的高危情况时，她们身上既有传统性别意义上女性的细致和温柔，也时常闪现果敢又坚强的一面。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麻烦的公民身份。”它既是身体缺陷的外在表征，也社会困境的内在隐喻。影视剧中战斗在抗疫第一线的女性故事，以疗救者的姿态，寄寓着积极的生命态度和价值取向。（《职业和坚守:美国医疗剧中的女性形象》）

三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还在全球蔓延。每天看着揪心的数字，我们为人类遭受的旷世之难，深感痛楚和悲凉，逼迫我们反思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生命、人与医学、人与科技、人与社会、人与制度、人与发展、人与世界等错综复杂关系，向历史吸取经验，以经验创新实践，将实践形成共识，把共识化为有效防控阻击COVID-19的实实在在举措。这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不分尊卑贵贱）的根本尊重和人文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战疫史志》具有防控阻击COVID-19流行蔓延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约有6500万人参战，超过3000万人伤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5万多亿美元付诸东流。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有212个国家（地区）确诊，死亡人数每天还在增加。

《战疫史志》以全景式的扫描和深掘式的细探，为我们讲述防控抗击瘟疫的知识和记忆。比如：“认识病毒，就是理解我们人类自身”。微生物学家杰克·吉尔伯特和乔什·诺伊费尔德做个实验，“如果没有微生物，地球会怎样”？结论是:“我们预计，只需一年左右的时间，食物供应链就会彻底瘫痪，人类社会将完全崩溃。地球上的大多数物种会灭绝，而幸存下来的物种，其数量也将大大减少。”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这是一大创见。人们都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而病菌、流行病却是难以捉摸的“不可控”因素，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之。在阐述人类历史的时候，大都放在麦克尼尔所说的巨寄生范畴，也就是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方面，而很少注意到人与病菌的关系。因此，麦克尼尔被称为“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梳理人类的疫病史，不难发现，很多疾病都是因为人与自然、与其他生物的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变异。尤其是每一次疫病的暴发，潘多拉魔盒的打开，总是可以归结为人类自身的一些不恰当、不安全的选择和行动，给病毒发威留下破口，给瘟疫肆虐制造了机会。微生物比人类存在的要久远得多，作为万物唯一灵长的人类，或许该好好冷静谦卑下来，反思一下自己与自然、与欲望的关系，管理好我们自己。（《枪炮、钢铁背后：人类史版图上抹不去病菌的侧影》）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提到，要想免遭痛苦，办法有两种，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挑战，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为了更好的未来，作为人类的我们需要持久地学习，认识自然，警惕自我膨胀。因此，无论何时，重新理解病毒与人类的关系，认识人类在万物中的位置，都不为晚。作为一名清醒的现代人，如果缺乏对微生物、对病毒的足够了解，那么，我们对自身生命运作的理解将会处于狭隘而无知的状态（《认识病毒，就是理解我们人类自身》）

在《人类野味致命史》一文中，作者告诫人们：每一次瘟疫的蔓延，都考验着城市的治理水平和人类的应对举措，更留下了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反思和警示。病从口入，人类应该并不陌生。相似的还有艾滋病、流感、埃博拉、SARS、MERS……历史总是在重复，倘若再有某种病毒从野生动物身上转移到人体，大规模的疫情或许还会爆发。更加糟糕的是，病毒正在进化。因为人类遍及世界的活动范围和庞大的数量，人是病毒最理想的宿主。这使得人畜共患病，正进化成为现代一种非常危险的新型传染病。表现为平日里，病毒（菌）会躲在动物体内，不断地进行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一但有机会就会入侵人类。也就是说，当人类大肆捕杀野生动物，破坏它们的栖息地，造成生态失衡，原有物种之间的制约关系消失，就会造成更多疾病爆发的源头。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预言：“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遭遇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及决定因子。”这将横亘于整个人类发展史。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与疟疾的这场持久战，同时也是胶着战，动物、环境、人，没有一方置身度外。（《从奎宁到青蒿素：人类和疟疾的百年持久战》）

《战疫史志》采访了投身新冠肺炎疫情的众多中国抗疫专家，如梁宗安、裘云庆等，传递着中国战疫的做法和经验，使该书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借鉴意义。作为中国首批赴意大利抗疫专家组组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的梁宗安，谈到在中国疫情防控的主要策略是应收尽收，这样就能把病人与健康人隔离开来，而欧美国家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集中医务人员去支援，所以居家隔离，这或许是他们最好的防控方式。他认为疫情防控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有，就是控制传染病“三原则”：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各国国情不一样，有自己的方案，自己的答案。但不管怎么样，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三个原则，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必须想办法做到位。

第二批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组长、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裘云庆认为，从全世界来看，基本上两年左右就会来一次对人类很有威胁的传染病，比如埃博拉、H7N9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首先国家应该储备好防控和救治这些传染病的人员、药物和防控网络。其次要主动出去。比如说，埃博拉在非洲流行，中国应该派医生和研究人员专门到国外去看看这个病应该怎么防治。他认为对于新发、突发的重大传染病，国家应该建一些“平战结合”的医院——平常病房是治疗一般病人的，要是传染病来了，马上能够进入战时状态，把病房腾出来收治传染病人。

在我国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战疫中，中医药形成了五个“首次”，即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这是两千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西医中医的目的都只有一个，治病救人！这次疫情防控救治，中西医合作很默契，用事实证明在疾病救治中中西医是可以很好结合的，也对未来我国医学临床和预防结合、中医与西医结合、实践同教育衔接都有很好的启示。

这些来自实战中的经验值得世人高度重视。

本书的《理论思考》卷，从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四个自信，中国精神、大国担当、为民情怀、思想教育、科学应对等九个方面，紧紧扣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一论题，全面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的意义内涵和特点，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认为基层党组织是夺取疫情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中国之基”；通过构建全球战“疫”共同体的中国实践，呼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全球抗疫合力；分析疫情防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突出疫情防控治理中的国家主体性，在战“疫”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持以正确舆论引导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期新媒体价值引领力，讲好疫情防控“中国故事”；凝聚在战“疫”斗争中升华伟大的中国精神，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时空坐标；特别阐释在全球抗“疫”中展现大国担当和彰显中国责任，彰显战“疫”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在疫情大考中突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等等。《理论思考》既是来自战疫实践的认识，又是对中国战疫理论的初步总结，显示出实践-理论、理论-实践相互丰富提升的学术价值，是四川社会科学理论界对这场特殊战疫的独特贡献，为人类“灾难学”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料。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我曾提出建立“灾难学”的构想，认为灾难学是一门研究灾难预测、灾难防治、灾难善后、恢复重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的学科。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与各个学科交叉互渗，需要汲取各学科现有研究成果，针对灾难本身的突发性、破坏性、震荡性等展开综合性、系统性、实用性研究。灾难学要求在学科功能上，具有社会实用性和公共应急性，甚至为普通民众所掌握所运用；在学科价值上，具有生命至上理念，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防灾减灾能力，提供守护家园能力，提供恢复重建能力；在学科属性上，具有前瞻、预测、防范能力，具有周密、慎密、精细的防范把控和救助能力，既能宏观把握，又能微观处置，强化其科学理性精神；在学科建设上，具有融会贯通、系统整合的思维能力和科学方法，突出灾难学的理论-实践特性。从而，促使灾难学根植于深厚的学科土壤，展现其独有的学科魅力和学科价值。我们应借鉴人类现有的思维成果，把“灾难”当作一个切片、一个标本、一个细胞，既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灾难”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剖析，探寻其来踪去影，又树立现代科学理性精神，把“灾难”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的重大自然和社会现象，以冷静客观的比较分析、数量方法展开研究，探寻其发生规律和应急规律，从而找到一把把解开“灾难”之谜，打开灾难惊变之后新天地的“金钥匙”。理论之钥匙一旦被社会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防灾减灾的巨大力量，任何大灾大难就能从容面对和及时处置。这次“COVID-19”的全球肆虐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所引发的世界经济社会震荡，迫切需要国际组织和专家加强合作，深入开展疫情灾难的科学研究。

2020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全国复工复产情况调研汇报，分析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同时，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为白居易题写的这联千古名句，体现了事物新陈代谢、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兴起的千帆终将踏沉舟而过，繁盛的万木生长在病树之上。在人类历史长河和发展空间里，已有的千帆万木还将会再化为沉舟和病树，被更新的百舸争流、万木争荣所取代。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式上升和在矛盾阵痛中前行。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也必将被人类所阻击和战胜，迎来“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又一次大洗礼大变革大进步大兴盛。

二Ｏ二Ｏ年四月二十八日于成都

责任编辑：翟 琨

编 辑：何丽娟、石维丹、刘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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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明泉：人类与瘟疫相互对抗的史鉴与思考》